《左传》桓公二年：大路。
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从他传到中宗祖乙，都明德慎罚，使民从善。
113.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265页。76二是周公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子思对周公为孝子的看法影响了《孝经》。12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12页。（《子路》）73（六）周公人性论对孔子的影响周公没有直接提出人性论、心论，但从《周书》相关记载的言论可见他有自己的心、性之见。
117该篇有段话这样说：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27.参商聚德：《论孔子理想人格的层次与特点》，《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２期。虽然思想史研究往往将阴阳五行并称，但阴阳与五行其实是两套不同的系统。
其三，以郑玄的遍注群经为典范，今古文经学甚至经学与谶纬之间的壁垒被彻底打破，经典互释从此开始成为普遍现象。在此基础上，要么运用这种出自经典解读的规律来解释突发的灾异现象，要么直接通过卜筮等途径指导未来。虽然西汉时期的经学著作大多失散，但我们仍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经典的闭合体系间，是不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从家法的角度看，不同的经典诠释体系之间当然是冲突的。换言之，家法间的矛盾虽然基于学术解读，但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孰为正宗的较量。
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伴随着时代对经学的需求，经典体系的目录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春秋》诠释也随着今古文壁垒的打破及经典互释的影响，从唐代时便开始了融合三传的尝试。
15 参见陈居渊：《郑玄以易笺诗考论》，《周易研究》2010年第2期。《易经》虽然号称群经之首，但事实上六经的排序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和《易》《书》《诗》《礼》《乐》《春秋》两种方式，而《周易》从六经之一到群经之首的地位变化，也是在汉代完成的 常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来源：《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王船山 文质论 大同 小康 。【27】可见，王夫之认为君位的传承方式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他举尧授舜、禹授启之例，认为二者虽一是禅让，一是世袭，但皆诚也。
其一，从他的文质论来看，小康的诞生是历经有质无文（大同）、失礼之质（衰乱之世）两个阶段后，圣人对礼之质的重新复归。五、结语面对《礼运》大同与小康在历史性与价值性上的张力，大部分学者作出的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方面，若是强调大同价值优于小康，则无法解释五帝三王之史的相通之处。对天道、人情等礼之质的重新把握，也就是孔子所蕴藏在大道与三代中的一贯之志。尧为天下求贤，授之舜而不私丹朱，与禹之授启、汤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诚也。
早在王夫之以前，一些宋儒便已开始以文、质之别来理解大同与小康。17 关于王夫之在其他著作中对礼之文质关系的讨论，参见陈力祥《王船山礼学思想研究》第七章第一节，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12 《读通鉴论》，第598页。至一者，理无不函，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也。
【7】由此可见，经由王夫之重新编排、注解后的经文，完美展现了由质入文的过程。25 《礼记章句》，第540页。3 《礼记集说》，第254页。20 《礼记章句》，第539页。因此对于王夫之而言，五帝时的历史不仅不是大道敦朴之本，甚至是尚未完全迈入文明的时代。较早以文质论解释这一问题的代表是马晞孟，他说：尝闻之师曰：方周之衰，文之灭质也久矣。
【26】王夫之所言古今初无异致的礼，自然不是具体的制度细节，而是以天道人情为端的精义，也就是大同所代表的礼之质。35 《读四书大全说》，第224页。
也就是说，由于大同与小康均有礼之质，而小康还具备礼之文，那么从治法上讲，小康实则文质兼备，不仅不输于大同，甚至比大同更加完美。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
他着意强调制度与礼法的重要性，就是时时警惕着文明倒退的风险。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马上就会面临着一个问题：既然王夫之并不认为大同时代具有如何高的地位，那么他又是如何看待《礼运》中孔子对大同的褒扬呢？这就与他文质论中的另一层面有关。
于是，王夫之便针对这一点改动经文，使其精准对应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为每一节所言之事作出判定：段①注：此言上古五行之用未修，天之道未显，人之情未得，至于后圣之作，因天之化，尽人之能，宫室衣食各创其制，人乃别于禽兽……此礼之所自始，非三代之增加，实创于大同之世也。【28】基于对一贯之志的把握，王夫之这样注解《礼运》开篇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一句：盖其术之不同，由世之升降，而非帝王之有隆汙也。段③注：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自此以下，乃推三代之礼皆缘此以兴，而莫不唯其初朔之是从焉。在《礼运》经文中，有一段子游与孔子的对话，详细描述了礼之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被王夫之视作上古时期的文明史进程。
不过，王夫之却不这么认为。在这一框架中，五帝与三王的文、质均具有循环往复的特点，不可使五帝全为质，而三王全为文。
因此，当王夫之说斯三代之所以反斯世于大道之公时，并不是要从三代退回五帝之世，而是三代的礼之文必须要以五帝的礼之质为基础。可以看到，无论从广义上的野蛮到文明，还是从狭义上的礼之质到礼之文，王夫之眼中的这段历史都具有较为明显的进化意味，与郑玄等人退化的历史观大相径庭。
摘要：面对《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关系的内在紧张，学者们多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取舍，而难以将二者的历史性与价值性统合起来。28 王夫之著，杨坚总修订《四书训义》，见《船山全书》第七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98页。
注释：1 卫湜《礼记集说》，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54册，台湾：世界书局，1985年，第264页。在此基础上，王夫之便将大同与小康之间的文质关系转换成为仁与大顺之间的体用关系。5 《礼记章句》，第538页。段②注：此节就丧礼而言礼之始制，其道虽质，而原于本始之理，则自然有其秩叙而不妄，三代之英亦循是而修饰之尔。
……礼义者，因义制礼，而礼各有义也。在他看来，仁作为礼之本，最紧要的就是对敬、和之心的保持。
由此可见，大顺作为船山心目中新的政教方式，实际上是对大同、小康所分有之性质的概括与总结。④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
以本末言之，则忠敬为主，质近内而文近外，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32】因此，他在论述大同与小康的两种文质关系时，仍然将之划入与礼相关的话题之中。
